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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石孙与他的北大往事

2019-11-08 13:02:49| 查看: 2976

摘要: 丁石孙于1984年3月至1989年8月任北大校长。不过,丁石孙最喜欢听的,是有关北京大学的人和事。那时,丁石孙早已卸任北大校长,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他从自己导师的近况说起,丁石孙便

10月12日晚,北京大学官方微博发布消息: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杰出领导人、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欧美同学会前主席、北京大学前校长, 中国共产党杰出党员丁孙氏同志于2019年10月12日14: 35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 丁孙氏于1984年3月至1989年8月任北京大学校长。痛苦地哀悼老校长!

丁孙氏。北京大学照片/官方微博

丁孙氏:北京大学的过往事件

我们的记者/徐天

它发表在2016年3月7日第746期《中国新闻周刊》上。

晚年,丁孙氏总是坐在这个不到30平方米的客厅里。

他的腿和脚不方便。十多年前,当他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时,他已经坐在轮椅上了。后来,除非有必要,他很少出去。

近年来,他的视力已经恶化到不能再看书和看报了。客厅里的电视机很大,但他仍然看不清楚。

他总是在客厅的单人沙发上坐一整天。沙发旁边的小圆桌上有一杯浓茶。他在上海长大,一直保持喝绿茶的习惯。

当他的妻子还活着的时候,她会坐在他旁边和他聊天。妻子病重后,他独自坐着,听电视和音乐。他喜欢贝多芬,尤其是《欢乐颂》和《英雄交响曲》。

退休11年后,不常有人来看望他,他的姐姐丁永宁就是其中之一。她一走到客厅门口,竖起耳朵听着的丁孙氏就能从她的脚步声中分辨出:“给你。”

他的身体每天都在恶化,他的耳朵听不清,眼睛也不清楚,他的身体无法控制自己,他的话也越来越少。然而,窗外的人和事仍然可以听到。

“老丁”

我姐姐丁永宁曾经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退休后,她担任新华社世界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该中心是一家高端智库。她经常告诉丁孙氏国内外的事情。丁孙氏偶尔会发表一两句评论。

NLD中央研究室主任刘胜玉曾担任丁孙氏的秘书。他还经常从网上收集新闻,尤其是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打印一叠并读给丁孙氏听。

然而,丁孙氏最喜欢听的是北京大学。

刘胜玉于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与丁孙氏一起工作。当时,丁孙氏已经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NLD中央委员会主席。然而,刘胜玉的老师们都在那个花园里和丁孙氏一起工作。他从导师丁孙氏最近的情况开始,接手谈话,回忆北京大学的岁月。多年来,他一直称丁孙氏为“丁校长”。他们俩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北京大学数学系前系主任李忠每年都和一群朋友去丁孙氏。

二三十个人,都是以前的老师和朋友,坐在丁孙氏家60多平方米的客厅里聊天。客厅里满是来看他的人送的花。我们毫无目的地谈论了广泛的话题。我们谈论了我们学校的重大事件,我们系的次要事件,以及我们的想法和说的话。刘胜玉发现,这时,丁孙氏仍然很少说话,但整个人的状态都放松了。

李忠和其他人保留了称丁孙氏为“老丁”的古老习俗。一些工作人员感到困惑,认为称之为“丁主席”是恰当的。李忠拒绝了,感到不舒服。

北京大学前执行副校长王义秋经常和李忠在一起。丁孙氏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王义秋是教务长。看着丁孙氏,他越来越沉默,笑得越来越少,王义秋经常想起近半个世纪前的他。

当时,丁孙氏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他又高又瘦,穿着中山装,举止优雅。王义秋是无线电部门的副主任。他经常在部门领导会议上会见丁孙氏。

“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北京大学与此无关。丁孙氏说话的时候,有点激动。王义秋觉得这个刚刚50多岁的年轻人必须为此做点什么。

“回去,我会战斗。”

1983年,北京大学领导去数学系向党总支书记黄怀成了解丁孙氏。学校对文化大革命后数学系如何恢复正常教学工作非常感兴趣,并要求他做一份报告。

黄淮程响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文革结束后,该部门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理来自“反叛”背景的工人、农民、士兵和教师。那时,老师们被“分成几代”。文革前,专业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数量不足。大多数工农兵毕业生的专业水平不能满足教学需要。大多数曾经是“反叛者”的教师在体育运动中遭到诽谤。老教授对他们很反感,希望能摆脱他们。

当时,数学系副主任丁孙氏非常谨慎。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惩罚,但是他觉得如果他只是追逐人们,他会把他们推向反面。他希望给这些年轻人第二次机会。

丁孙氏基本功扎实,课堂上讲得很好,在学生中享有很好的声誉。1958年,他因同情右派而受到严厉警告。1960年,他在反对右倾时成为“阶级异议者”,并被开除出党。经过康复检查,“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作为一个幽灵般的人物,他被关进一个黑帮大院,并被转移到干部学校。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他才被平反。他的名字尽早在学校传播开来,在商业和性格上都受到尊重。

最后,系里决定允许这些老师两年不教,并帮助他们制定教学计划和重新学习。在进一步学习的过程中,大多数人跟不上,自愿申请转学,少数人申请转学到行政岗位,还有少数人最终进入研究生部。这种思想开放的方法使数学系比全校更早步入正轨。

1980年,丁孙氏被任命为数学系系主任。1982年底,他辞去了系主任的职务,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

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王学珍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1983年,当北京大学校长面临大选时,学校领导讨论了将哪个系的领导提升为学校领导。每个人都认为丁孙氏在数学系做得很好。

在那之后,北京大学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要求每个人填写总统候选人。副主任以上的行政干部和副教授以上的教师都可以参加。丁孙氏是得票最多的人。

后来,学校向教育部报告了自己的意见。1983年10月,美国的丁孙氏得知他将很快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一位老朋友给丁孙氏泼冷水,警告他当北京大学校长不是一份好工作。姚曼华和他的妻子持有这种观点。

姚曼华和丁孙氏于1947年在上海大同大学相遇。他们俩都是学生会干部。两人都参加了学生运动。丁孙氏也被国民党关进监狱。后来,他们都被大同大学开除,并被列入上海大学生黑名单。他们不允许再次注册。1948年,他们北上,丁孙氏被清华大学录取,姚曼华进入燕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部门的调整,两人在燕园相遇。姚曼华在北京大学教党史。她的丈夫和丁孙氏都在数学系教书。这三个人多年来一直是好朋友。

姚曼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对夫妇觉得丁孙氏有理想、信念和能力,但他们担心他低估了困难,如果遭遇挫折,可能会受到沉重打击。丁孙氏充满了野心。他预见到了困难,但相信他能做些什么。回家之前,他告诉他的朋友,“我会反击,不是一般的反击。我会来回、左、右、上、下战斗。”

"他想在任期内发扬北京大学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姚曼华说道。

1984年3月,57岁的丁孙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王学珍任党委书记。

丁孙氏在就职演说中说:“一般来说,一个新的官员被要求担任三个职位。我没有三堆火。我在北京大学工作了这么多年,我的愤怒早已烟消云散。同时,我也认为中国的事情是复杂的,不能通过三场大火来解决。我只希望能够这样做。下一任校长将以比我现在接任时更好的条件接任。这是我的目标。”

"春天似乎进入了他的内心。"

新团队首先提拔了一群年轻人。学校规定教师必须在65岁退休,不能参加学术委员会。今天,这些年轻人已经成为北京大学各个学科的领导者。

1985年2月,无线电系副主任王义秋在美国考察访问后回到北京大学。他被提升为自然科学部主任。在院长的领导下,他负责学校的科学教学和研究(社会科学部负责艺术)。

1986年,丁孙氏问王义秋他认为北京大学有什么问题。他回答说没有目标。“许多人在工作中混日子,没有向前看。这样的集体没有活力和凝聚力。”

王义秋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时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大脑倒挂”现象严重,“无用阅读”理论猖獗,“各种海外思潮”不断传入中国,北京大学的校风学风有些混乱浮躁。

1986年下半年,丁孙氏提出了六点办学方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严格管理学校;贯彻竞争原则;坚持“双百”方针,活跃学术氛围;树立全面平衡和大局的观念;分级管理,坚决放权。他还在中层干部会议上作了报告,大力推行改革措施。

时任北京大学数学系系主任的李忠非常赞赏其中一项改革措施,即工资合同制度改革:各部门根据教学任务确定合适的教师编制,学校据此确定工资总额,具体分配由部门确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一些部门人员过剩,但总工资太高,只有那些不上课、科研表现不佳的人才能被解雇。

根据“分级管理、坚决放权”的规定,数学系自主制定了分配办法。分布倾向于教学。不上课的教师只领取基本工资,不领取奖金。教学倾向于基础课程。基础课工作量乘以1.2~1.3,奖金更高。教师们的教学热情立即被激发起来。

丁孙氏也树立了榜样。虽然他成了校长,但他坚持给学生上高等代数的基础课,除非有必要,他从不推迟上课。

他还推动了北京大学的学科建设。北京大学一直把基础研究放在首位。20世纪80年代,当基础研究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在获得国家课题和资金方面面临困难。"学校决定大船转向,增加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比重。"王义秋说。学校设立了五个跨学科中心,先后设立了15个国家和部门重点实验室,加强了应用科学研究。

那些年,丁永宁经常在星期天去北京大学看望他的哥哥。

北京大学的每一位校长在任期间都可以搬进北京大学雁南园的独栋建筑,但丁孙氏拒绝了,仍然住在管仲公园不到8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丁永宁看到他脸上难得的笑容。

“以前,我很难看到我哥哥的笑脸。一会儿反右,一会儿反右,一会儿‘文化大革命’,很折腾。我看着他,感到苦恼。自从他成为北京大学校长以来,我觉得他阳光明媚,意气风发,准备努力工作,仿佛春天已经进入了他的内心,属于他的时代。”她回忆到《中国新闻周刊》。

当校长就是让每个人自由发展。

在学生的印象中,丁校长总是穿着白色水洗蓝或灰色的裙子,骑着一辆旧自行车穿过校园。有人想和他说话,就停下他的自行车。

他的电话号码是公开的。一些学生认为食堂太糟糕了,不能吃,所以他们打电话到他家骂他,让他自己尝尝。他没有生气,真正开始了食堂改革。以前,北京大学各个系的学生食堂都是固定的。他引入了竞争机制,所有餐厅都使用餐券。当有竞争压力时,食堂的质量立即提高。

他强调严格的学校管理,但希望为学生的成长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个人需要自由发展,教师也需要自由发展。我认为校长没有优势。你唯一的方法就是为每个人自由发展创造条件。”他后来想起了管理学校的想法。

他告诉王义秋,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参加学生运动。他从头到尾没有学过任何课程,他主要依靠自学。他认为大学最重要的是教给学生基本的学科知识和学习方法,奠定基础,培养他们的素质。

王义秋自1986年以来一直担任北京大学的院长,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院长办公室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当时北京大学理科毕业生仍然从事专业工作的不多。他们因此意识到大学不应该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而应该拓宽学生的视野。学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研究方向。如果你不想花所有的时间学习专业知识,学校应该尊重你的选择。如果你想换部门,学校也会同意的。

丁孙氏通过各种渠道让王义秋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意见,他本人也经常与学生直接对话。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周都和一些学生见面。这些学生积极思考和关心国内外事务。双方经常平等地就学校改革交换意见。

1986年,国际政治系的学生王甲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北京大学是他们心目中的大学。每个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觉得自己肩负着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使命和责任。他充满热情和希望。

高年级学生告诉新生读《围城》、《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是北京大学的“准读者”。“三角形”上贴满了演讲海报。每天晚上和周末,每个教学楼都会有各种讲座,从晦涩的诗歌到存在主义,从弗洛伊德到现代主义。

在无名湖畔,五四文学学会经常在那里讨论诗歌。学生宿舍和食堂的墙上贴着原创或共享的作品,任何人都可以“跟随帖子”来支持或反驳它们。朦胧诗派的三位代表诗人北大、多多和顾城来到讲堂讨论。学生们毫不犹豫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气势让三位诗人似乎都有些怯场。

1987年,崔健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一场音乐会,演唱了《托钵僧》和《让我在雪地里播种一些野地》。前后,黄建新的《黑炮事件》、陈凯歌的《黄土地》、《大游行》和张艺谋的《红高粱》在北京大学上映,成为这些导演考察新电影、寻找朋友的基地。

有一段时间,29楼的男生每天晚饭时都会自动播放“小林电台”。三名播音员被称为氨基酸、维生素和半导体。收音机每天播放大约半个小时,谢庄很混乱。他们准备为隔壁31楼的女孩唱歌,几栋建筑欢呼雀跃。

1988年,在北京大学成立90周年之际,中国文学教授谢冕写了《永远的校园》(Forever Campus),收录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神魅力》中。

“科学和民主未经证实,但实际上是北京大学的座右铭。作为刚柔相济的象征,二者构成了北京大学的精神支柱。把这个校园看作一种文化和精神现象,我们可以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京大学精神支柱的普遍影响。正是这一点引发了北京大学对人类自由和社会民主领域的持久渴望和追求。”谢冕写道。

然而,在担任校长的几年里,丁孙氏经常觉得自己无法推进改革。

1988年,他给时任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的李铁英写了两封信,说他已经工作了4年,身体不好。他希望同意辞职。“我认为有很多事情一个人做不到。我已经尽力了。”他后来解释道。

但是辞职请求没有被接受。1989年春节后,教育部领导和他谈过话,希望他继续主持北京大学的工作。他同意了。他告诉王义秋,他希望对方能和他一起组建新的行政领导班子。

然而,8月下旬,教育部领导再次与丁孙氏谈话,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

在告别演说中,他说:“我当校长已经五年了,但是由于能力有限,我没有把工作做好。我是历史上的乐观主义者。我相信未来的校长会比我做得更好,也会比北京大学做得更好。”

你改变主意了吗?

卸任后的第二天,丁孙氏回到数学系,找到了当时的系主任李忠。"他说,我来向你汇报,请安排我在部门的工作."

丁孙氏有很多空闲时间。他经常和妻子骑自行车去香山植物园。有时候,我独自在校园里默默地走着。

1990年,他的左眼眼底出血,左眼视力基本丧失。

1993年,在NLD中央委员会主席费孝通的建议下,丁孙氏调任NLD中央委员会,由兼职副主席转为专职副主席。

在他调任之前,丁孙氏犹豫了一下。他原本想在北京大学数学系教书。李忠催促他:“你非常了解我们普通的知识分子。当你去那里时,你可以代表我们说话。”

调任后,丁孙氏仍定期去北京大学给数学系一年级新生上基础课。

1996年,他成为NLD中央委员会主席。1998年3月,他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

1998年,在北京大学100周年之际,丁孙氏来到学校参加纪念活动。当介绍这位贵宾时,当他的名字被宣读时,全体观众爆发出极其热烈的掌声。季羡林在讲话中说,北京大学历史上有两位校长,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孙氏。

庆祝会期间,丁孙氏被校友包围。学生们冲过去和他合影,并邀请他坐在他们班里上课。通常,离开一个班级后,他们会被另一个班级“强迫”离开。

丁孙氏的腿和脚渐渐变弱了。2001年,他和妻子参观了姚曼华夫妇的新家。他的腿再也走不动了,他带着两个卫兵走进来。老朋友们看着他身体不好,觉得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可能已经筋疲力尽了。

2013年,丁孙氏接受采访时发表了题为《有话要说》的文章。然而,在丁永宁看来,他哥哥晚年似乎更喜欢倾听,常常保持沉默。

她记得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她哥哥推荐读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记。这本书是傅雷翻译的。傅雷在扉页后面引用了孟子的一段话:“因此,要想在这个国家把一个伟人降职,首先要折磨他的头脑,绷紧他的筋骨,饿死他的皮肤,耗尽他的身体。”她觉得每个字都可以用在她的哥哥身上。

不再担任丁孙氏书记的刘胜玉仍然经常拜访这位老领导。每次我走进客厅,丁孙氏在我面前就像一座山,沉默而坚定。

丁孙氏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我是一名失败的校长,因为我心目中理想的好学校不是这样,也没有实现。”

记者说,当时人们经常想起北京大学。丁孙氏笑了:“我很幸运,因为1988年确实是北京大学达到很高水平的一年。”他觉得这种精神的魅力“不容易消失”

记者问,“你会失去信心吗?”丁孙氏举起手,把它戴在领带上:“那不是我能做的。我已经过去了。”

2016年1月底,北京大学86级的学生派了几名代表去看望住院的丁孙氏。

毕业于国际政治系的王甲已经多年没有见到丁孙氏了。在她的记忆中,她面前的瘦老头与优雅的丁校长大不相同。

他们带了一束花、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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